日本鼓励私人机构资助体育发展的推动措施

• 2021年8月，香港在东京奧运会("东奧")勇夺1金、2银、3铜共6枚奖牌，创下历史佳绩。社会上随即再现强烈呼声，要求政府加强支援1 300名于香港体育学院("体院")接受密集式训练的精英运动员，以及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体育资助计划"涵盖的60多个体育总会。目前，该等机构高度依赖政府的经常拨款，2020年的总额高达12亿港元，高占该等机构年度开支预算近九成。^{1注释符号代表有关数字指截至2020年3月，60个受资助体育总会及体院从体育资助计划、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和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获得的总资助额。请参阅立法会(2017b)及明报(2021)。} 因此，不少论者建议当局制订政策，鼓励私人机构作出更多捐款和赞助，推动本地体育发展。过去5年，立法会曾就本地体育发展和精英运动员的财政资助的课题，作出不下10次的讨论。^{2注释符号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21a，2021b，2021c，2021d)、立法会(2017a，2017b，2021)及立法会秘书处(2019)。}
• 现时本地私人机构资助体育发展，主要集中于3大范畴，即(a)每年赞助举办12-15项大型体育盛事，当中包括马拉松、高尔夫球和榄球赛事等；(b)为若干热门运动(如足球)的受资助体育总会，提供商业赞助；及(c)向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发放奖金。然而，该等私人资助毕竟并非常规性，金额有限，并非全面。当中的小众运动项目(即较冷门、观众较少和媒体曝光率较低的运动)，获得私人资助的机会更为困难。最近，行政长官在2021年施政报告中提出构思，研究循"专业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本港体育事业。由民政事务局局长主持的工作小组，稍后将与"商界和体育界"共同探讨有关建议。^{3注释符号代表施政报告(2021)。}
• 综观全球，以公帑资助精英运动和普及运动最为普遍。不过，澳洲、日本和南韩等一些富裕地方，近年亦更多元化地开拓体育资金来源，当中寻求商界资助的成效尤为显著。由于私人资金被视为日本体育近年持续成功的其中一个关键要诀，因此本期《资讯述要》在扼要检视本港的体育资助情况后，探讨日本的相关政策经验。^{4注释符号代表De Bosscher et al. (2015)及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20)。}

• 公帑作为本地精英运动和普及运动的命脉：2020年，本港约有1 300名精英运动员于体院接受密集式训练(其中525人为全职运动员，每月领取介乎7,130-48,240港元的津贴)，而60多个受资助体育总会亦在推广精英运动和普及运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政府拨款现时是这些运动的命脉，体院于2020-2021年度获"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拨款"7.37亿港元，而受资助体育总会同年则在"体育资助计划"和"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下合共获得4.43亿港元(图1)。大体而言，该等机构的经常收入平均约87%来自公帑。^{5注释符号代表数据取自体院及体育总会的年度报告或体育资助计划年度财务报告(如前者不适用)。请参阅香港体育学院(2020)、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21b，2021c)及民政事务局(2021)。}
  
  
  图1 ── 精英运动和普及运动获得的主要公帑资助
  
  数据来源：民政事务局及香港体育学院。

• 财政紧绌窒碍发展步伐：把社区体育活动合并计算，政府投放于体育的经常公共开支，在短短4年间累增29%至2020-2021年度的60亿港元，约为本地生产总值的0.2%。考虑到该比率已高于新加坡和南韩等地的0.1%，加上政府连续两年录得庞大财政赤字，体育发展在中期內似乎难以获得更多的巨额公帑资助。^{6注释符号代表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1)及民政事务局(2021)。}
• 体育产业难以自负盈亏：对私人机构而言，本地体育市场规模明显偏小，难以支持体育事业，本地的足运发展为最明显例子。尽管足球长期地是本地最受欢迎的其中一个运动项目，亦有长达40多年的职业化历史，但在2019-2020年度，香港足球总会的自营收入(如门票收益)及商业赞助仍仅占其年度收入的15%(2,000万港元)，远低于来自政府及香港赛马会资助的合计份额(占71%)。^{7注释符号代表香港足球总会有限公司(2020)、明报(2019)及香港01(2021)。} 至于帆船和垒球等小众运动，其体育总会的收入来源或更仰赖政府拨款。
  因此，为体育产业营造有利环境，以实现自负盈亏与自给自足的目标，存在不少挑战。由民政事务局局长主持的工作小组，预期会从较广泛层面，探讨体育产业化建议的商业可行性及所需的便利措施。本文则尝试收窄讨论范围，聚焦于如何推动私人机构的体育赞助和捐款。^{8注释符号代表施政报告(2021)。}
• 私人机构现时对本地体育的资助：目前，香港的体育赞助主要来自大型企业，或作为市场推广措施，又或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考虑。该等商业赞助形式常见于：(a)主办马拉松、榄球和高尔夫球等标志性体育盛事；(b)提供商业赞助予体育总会和体育队伍，惟主要限于足球等热门运动；(c)资助个别运动员接受精英训练；及(d)向杰出精英运动员(例如奧运奖牌得主)发放奖金。至于个别成绩斐然的运动员，他们甚或成为商业品牌的广告代言人。^{9注释符号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21c)及陈智思(2021)。}
• 鼓励体育赞助的现行措施：香港政府甚少推出鼓励体育赞助的措施，2004年的"M"品牌计划可算是绝无仅有。在该计划下，举办顶级体育赛事的体育总会若获得商业赞助，可获政府提供等额的配对资助，而每项赛事的资助上限为1,000万港元。此外，企业的体育赞助开支，等同市场推广开支，可获稅务寛减；纵然部分持份者认为体育赞助的扣稅吸引力不及其他市场推广策略。^{10注释符号代表民政事务委员会(2020)、立法会(2021)及立法会秘书处(2019)。} 2019年5月，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曾就此通过议案，要求政府就体育赞助提供额外扣稅优惠。^{11注释符号代表民政事务委员会(2019)。}
• 主要关注事项：持份者普遍提出的关注事项，可归纳为以下3个主要范畴──
  • (a)
    缺乏商业赞助的专业知识：即使政府已于2016年1月开设体育专员一职，但社会仍然存有疑虑，民政事务局是否具备促进体育商业化的跨界专业知识。为回应此关注，行政长官在2022年1月建议设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推进相关政策的协调。

    同时，由于受资助体育总会的主要职责是体育发展，它们大多欠缺管理及市场推广的专业人才，与商界交流；
  • (b)
    欠缺稅务优惠措施：由于目前大部分受资助体育总会并非可获豁免缴稅的慈善团体，因此商界沒有明确稅务诱因向它们捐款。即使企业向受资助体育总会提供商业赞助，后者亦须受民政事务局严格监管。^{12注释符号代表根据《稅务条例》(第112章)，包括受资助体育总会在內的体育组织，若其宗旨是提倡"某一项特定运动"，即不合资格注册成为获豁免缴稅的慈善团体。请参阅稅务局(2021)。}

    此外，根据《稅务条例》(第112章)，接受商业赞助的受资助体育总会，或须缴纳利得稅(除非出现稅务亏损)。此项规定削弱该等体育总会举办牟利活动的积极性，以补贴其他体育发展开支；^{13注释符号代表根据《稅务条例》第87条，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亦可按个别情况对受资助体育总会作出特别稅务豁免。根据零散的披露资料，中国香港赛艇协会曾在2020年获得上述豁免。} 及
  • (c)
    对精英运动的支援不足：全职精英运动员在顶级赛事中取得佳绩前，其每月津贴可低至7,130港元。据报部分运动员为了更安稳的生计，被迫放弃体育事业。再者，不少本地体育队伍(例如足球会)经营赤字连年，在沒有抵销部分亏损的政策支援下，企业亦缺乏"合理理由"投入更多长期投资。^{14注释符号代表立法会(2021)及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21)。} 社会因而存在呼声，要求当局扩大体育资金池，特别是开拓来自私人机构的资助。

• 日本是全球公认的体育大国，在2020年东奧上一举摘下27枚金牌，成绩仅次于中美两国。自2000年代起，当地的体育资助制度趋向双轨化，来自私人机构的资金有增无减。即使日本在2013-2019年期间密锣紧鼓筹办东奧，体育相关的整体公共开支激增68%至9,740亿日元(670亿港元)，但公帑资助在2020年只占全国70多个体育总会总收入的五分之一(18%)，余者则来自商业收入(63%)和自营收入(17%)。很大程度上，这主要由于日本体育市场规模庞大(约为其国內生产总值的1.6%)，而政府鼓励企业资助体育的政策，亦功不可沒。^{15注释符号代表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1)、笹川体育财团(2021)及日本政策投资银行(2015，2021)。}
• 1990年代以后的主要国家体育计划：1996年，日本在亚特兰大奧运会仅夺得14枚奖牌(包括3枚金牌)，表现未如理想。部分分析归因于日本长期经济低迷，令公共体育资助金额大幅下跌。日本政府其后在1999年制订长达10年的体育发展计划，其中一个主要目标是吸引私人机构向体育界投放更多资金。
• 吸引私人体育资金的主要措施：2011年，日本制定《体育基本法》，强调发展体育产业的重要性。随后在2016年6月，日本政府将体育定为振兴经济的3大产业之一，锐意在10年內把当地体育产业市场总值增加两倍，达到2025年15万亿日元(1万亿港元)的目标，相对国內生产总值的比例亦将由1.5%提升至2.2%。^{16注释符号代表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9，2010)、文部科学省(2017)及Japan Sports Agency (2021e)。} 主要措施综述如下：
  • (a)
    设置独立的体育部门：2015年10月，日本体育厅("体育厅")根据《体育基本法》成立，现为推广体育政策的政府专责部门，赋有全权调动不同部门和界别的资源。由体育专才领导的体育厅共有121名人员，当中五分之一由其他部门借调，方便跨专业协调。在引进私人资金方面，体育厅辖下专设参事官，负责联系体育组织和商界；^{17注释符号代表Sasakawa Sports Foundation (2020)。}
  • (b)
    强制规定体育总会制订商业计划：2011年，日本政府要求所有体育总会制订自愿性质的中期(橫跨5-10年)商业化计划，务求令资金来源更多元化。及至2017年，由于政府预期在东奧后体育总会的收入将下跌，因此强制规定它们拟备相关计划。简而言之，体育总会在计划中须认真研究：(i)如何加强市场推广和科技应用；(ii)如何增加自营收入和爭取新的商业赞助；及(iii)就商业化进程订下具体指标。自2020年起，体育厅就成功推行高效计划的体育总会(例如网球、曲棍球和三项铁人的体育总会)进行研究，藉此分享良好做法。

    以日本三项铁人联盟("三项联盟")为例，它早于2014年已率先制订这类商业化计划，当中除订明目标外，还包括创建网络媒体和进行大数据分析等，以吸引更多参加者及商业赞助。三项联盟的商业收入，因而在短短5年內增加一倍，于2019年高达17亿日元(1.16亿港元)；^{18注释符号代表三项联盟中期计划提出的最新策略包括：(a)委托大学进行调查，就每场赛事参加者的背景和消费进行分析；(b)推出一站式服务入门网站及手机应用程式，当中包含赞助商提供的特别优惠，藉以提高会员忠诚度；(c)透过入门网站转化选手数据，藉此改进赛事规划和推广新产品；及(d)委聘市场推广专才，爭取更多商业赞助。请参阅文部科学省(2015，2017)及Japan Sports Agency (2020，2021a，2021b，2021c)。}
  • (c)
    为体育总会配对商业伙伴：一如香港的受资助体育总会，日本亦有近半体育总会表示欠缺市场推广及商业知识，以吸引私人资金。2020年，体育厅为此向选定体育总会推出配对计划，尝试为它们物色合适的大型或初创企业作为伙伴，从而建立商业网络和进行市场推广工作。2021年10月，该计划最近扩展至职业体育会，每个项目最多可获300万日元(约20.6万港元)的津贴，并须于2022年2月前完成；^{19注释符号代表Japan Sports Agency (2021a，2021d)及AUBA (2021)。}
  • (d)
    体育总会捐款人的稅务寛减：有别于香港，大部分日本体育总会均为公益财团法人，企业或个人若向它们捐款，可获稅务寛减；
  • (e)
    体育总会捐款和商业收入的特别稅务优惠：日本视体育推广为公益活动，因此自2008年起，体育总会若已登记成为公益财团法人，其体育相关收入可获豁免缴纳法人稅(即公司利得稅)。此外，体育总会从34种指定牟利业务所得的商业收入，可视作免稅捐款，补贴其因营办非牟利体育活动而出现的亏损。^{20注释符号代表体育总会须符合17项规定，方可成为公益财团法人，当中包括至少一半总开支须与体育或其他慈善目的有关。请参阅国稅厅(2012)。}

    以2019-2020年度为例，日本体操协会从市场推广赞助、零售和出版等牟利业务获得5.65亿日元(3,900万港元)的收入，相当于其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然而，该协会的实际稅务支出仅为原先评定稅款的17%，主要归因其公益财团法人的性质；^{21注释符号代表日本体操协会(2020)。}
  • (f)
    为企业附属球会提供诱因：棒球、足球和篮球是日本最受欢迎的3大体育联赛，当中不少球会均由大企业拥有和营运。为鼓励该等企业增加对附属球会的投资，除上文提及的体育赞助为可扣稅的广告费开支外，其附属球会衍生的亏损亦可整笔扣稅；^{22注释符号代表国稅厅(2020)及Japan Football Lab (2021)。} 及
  • (g)
    设立专项体育彩票基金：为了向社会筹集资金，日本在2001年推出体育振兴彩票(即toto/BIG)。彩票推出初期只限投注于指定的本地足球赛事，其后在2013年扩展至选定海外足球赛事，并在2020年进一步涵盖本地篮球联赛。2006-2020年期间，toto/BIG销售额跃增5倍至1,020亿日元(70亿港元)。彩票销售额的一半为派彩基金池，而扣除所有营运开支后的四分之三剩余收益，则专门投放于各项体育推广计划。^{23注释符号代表余下四分之一的净收益以稅款形式拨归国库。请参阅Sasakawa Sports Foundation (2020)、B.League (2021)及Japan Sport Council (2021a，2021b)。}

    2019年，体育振兴彩票向精英体育项目及相关体育组织提供的资助金额，高达36亿日元(2.47亿港元)，占整体资助额的14%。更重要的是，拨给体育总会的彩票资助中，约七成(69%)分配予小众运动，而后者往往更难获得商业赞助。^{24注释符号代表有别于收益专门用于当地体育活动的toto/BIG，日本政府就其他公营体育博彩活动(如赛马、单车竞赛等)征稅，以作为间接资金，更广泛地重新分配予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包括体育推广)，这做法与香港相若。请参阅Sasakawa Sports Foundation (2017)、笹川体育财团(2021)及Financial Times (2021)。}
• 政策成效：上述措施似令日本商界更乐于投放资金于体育事业。2020年，28%的体育总会已制订了中期商业计划，另有46%则预计在2022年或之前完成该等计划。^{25注释符号代表笹川体育财团(2021)。} 以年度收入介乎3亿-6亿日元(2,100万-4,100万港元)的中型体育总会为例，其商业收益于整体收入中的比例，在2014-2018年期间急增16个百分点至30%。^{26注释符号代表至于年度收入介乎1亿-3亿日元(700万-2,100万港元)的小型体育总会，以及少于1亿日元(700万港元)的微型体育总会，其商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在2014-2018年期间同样上升5个百分点，分别增至31%和21%。请参阅笹川体育财团(2015，2021)。}